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在曹军庆笔下，我们惊奇地发现，即便“我”知道了真相，却依然逃不出这个虚构的幻境。
“我”仍幻想着那个“山盟海誓”的蛊术是能够生效，希望通过自杀来同时夺去赵文化的生命，从而在这场无望的爱情战役中扭转战局。
于是“我”带着自杀用的毒药，在赵文化和吴艳艳婚礼的那天来到杂村，希望在那个“山盟海誓”开始的地方完成这个戏剧化的仪式。
杂村并不叫杂村，最开始它叫前海村，被林县长开发后变成了蛊村，当“我”十几年后再回来时，它成了远近闻名的自然景区，名叫中国的丘比特之村。曾经为两人种蛊的皂婆成了老板娘，摆着棺材的房子变成了客栈，而令“我”感到无比虔诚和诡异的种蛊仪式，也被人无210耻地娱乐化、商业化和旅游化了。“我”在曾经的厢房里慢慢喝酒吃菜，等待着赵文化和吴艳艳的婚礼时刻了结自己，直到吴艳艳的老公突然出现，告诉“我”其实这个蛊村都是赵文化和林县长一手缔造出的名利场，所谓的种蛊文化也是编造出来的民俗，目的是为了打造一条民俗旅游线路。这其中，“我”是被牺牲者，也是被利用的人，“我”笃信的爱情在这里被兜售，被消费，被金钱量化，最后变得一文不值，“我”内心的耶路撒冷实际上是官员和商人勾结起来的捞金之地，爱情，在利益面前成了最可笑的字眼，而相信爱情的人，比如“我”，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