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王廷相，也许要“离经叛道”一些，他主张人性有善有恶，善少恶多：“自世之人观之，善者常一二，不善者常千百；行事合道者常一二，不合道者常千百……故谓人心皆善者，非圣人大观真实之论，而宋儒极力论赞以号召乎天下，惑矣！”（《雅述》上篇）他从气质出发，论及，“性之善者莫有过于圣人，而其性亦惟具于气质之中。但其气之所察，清明淳粹，与众人异，故其性之所成，纯善而无恶耳，又何有所超出也哉？圣人之性既不离乎气质，众人可知矣。气有清浊粹驳，则性安得无善恶之杂？”（（答薛君采论性书））这与程朱理学中的“圣人”论，可谓异曲同工。
他承认历史的演变：“道无定在，故圣人因时。尧舜以禅授，汤武以征伐，太甲成王以继序。道无穷尽，故圣人有不能。尧舜之事，有羲轩未能行者，三代之事，有尧舜未能行者。”（（慎言·作怪））
但从根本点上，他仍属实用理性史观者。他说：“仁义礼乐，维世之纲；风教君师，作人之本。君师植风教者也，风教达礼乐者也；礼乐敷仁义者也。”（《慎言·御民》）认为仁义礼乐、风欲教化，是支配历史的力量，而君主与圣人，则是抓风俗教化的，所以，历史也便是他们所创造的。他还说：“愚谬安足成乱，故乱天下者，才智之雄也。”（《慎言·御民》）把乱世的罪责加在了“才智之雄”的头上。所以，他也有他的乌托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