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的作者在评价忽必烈时写道：“唐太宗承隋季之乱，魏徵劝以行王道，敦教化。”封德彝驳之曰：“书生不知时务，听其虚论，必误国家。(唐)太宗黜德彝而用征，卒致贞观之治。蒙古之兴，无异于匈奴、突厥，至世祖独崇儒向学，召姚枢、许衡、窦默等敷陈仁义道德之说，岂非所谓书生之虚论者哉。然践阵之后，混一南北，纪纲法度，灿然明备，致治之隆，庶几贞观。”
“由此言之，时无今古，治无夷夏，未有舍先王之道而能保世长民者也。至于日本之役，弃师十万，犹图再举，阿合马已败复用桑哥，以世祖之仁明而吝于改过如此，不能不为之叹息焉。”
《新元史》的作者也认为忽必烈的政绩可以同唐朝的“贞观之治”相比。但忽必烈认为这种治世的出现是由于施行“先王之道”,却不甚准确。历史不断前进，新的时代需要实行新的政策，总是抱着“先王之道”不放，是没有出息的。
《新元史》的作者又批评忽必烈任用阿合马和桑哥之误。实际上，忽必烈任用阿合马和桑哥理财并没有错，错只错在对阿合马、桑哥等人的贪污受贿及其过重地对老百姓搜刮没有及时限制并在制度方面进行规定和保证。至于《新元史》作者对其兴师日本的批评，也是正确的。
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对忽必烈的评价，基本上与《新元史》相同，他说：“汗目有威棱，而度量弘广，知人善任，群下畏而怀之。虽生长漠北，中年分藩用兵，多在汉地，知非汉法不足治汉民，故即位后，引用儒臣，参决大政，诸所设施，一变祖父诸兄武断之风，渐开文明之治。惟志勤远略，平宋之后，不知息民，东兴日本之役，南起占城、交趾、缅甸、爪哇之师，北御海都、昔里吉、乃颜之乱，而又盛作宫室，造寺观，干戈土木，岁月不休，国用既匮，乃亟于理财，中间颇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之徒所蔽，虽知其罪而正之，间阎受患已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