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现实主义至上的年代，那种充满冒险的，甚至带有点偏执的浪漫激情更加令人怀念。浪漫不仅仅意味着生命激情，更意味着对主体性的重新塑造，它要求作家们不仅要对社会、对时代、对命运共同体有一种投入的、民胞物与的道德情感，也就是作家身份外化的政治激情，更为要紧的是，作家要重塑一个坚实的自我的基础，并沉入这个基础中，在一次次的思想危机、情感地震中寻找可能的救赎，寻找那一束光。在我们这个时代，作家写几篇好小说并不难，难的是如何透过“写”这种劳作，以个体的冒险与受难，来对人类的处境进行思考。离开了对主体的沉入与张扬，便很难体会他者的真实处境；离开了冒险与受难，也不可能看到个人的真正成功。成功不是靠岸，而是驶向未知的茫茫远方。在阿乙的小说中，“作家的敌人”并非锥心的嫉妒，也非有意的忽视，而是真正的创造的激情。没有创造的激情，就像回到港口的船只，意味着平静和枯竭。陈白驹内心虽被嫉妒烧灼，但他也明白真正伟大、令人发狂的事物到底是什么。
当他回到家里，翻出自己的作品来读，“只读了不到十句他就为自己的笨拙哭出声来。他将自己的一本本书扯拉下来，坐在地上，悲伤地发呆”。有3
如此自省的作家已属难得，作为一个写作的人，谁的内心没发生过几次塌方？谁的思想没经历过几次危机？正如德勒兹所言，正是这些危机“标示出他们思想的深刻”。而那位天才的“无名者”呢，他尚不知自己天才的巨著已变作“翱翔于天空的巨翅鸟”，为陈白驹们的内心制造了巨大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