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的章太炎也曾把求索的目光投向佛学。1903年他因“苏报案”被捕，囚于上海英租界监狱，直至1906年。在此期间，他一方面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一方面潜心佛学，阅读法相唯识的《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佛书，乃悟大乘法义。他还是出自杨文会门下的佛学信徒。欧阳渐说：“唯居士（按：指杨文会）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等，亦云夥矣”。[56]他所写的佛学及与佛学有关的文章主要有《建立宗教论》《无神论》《人无我论》《五无论》《四惑论》《大乘佛教缘起考》《大乘起信论辩》《法显发现西半球说》等。在晚清，章太炎对佛学的发挥和运用主要表现在用佛学思想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对革命道德建设问题的看法就是如此。章太炎十分强调道德问题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总结了戊戌变法和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的教训，认识到：“且道德之为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一、于戊戌变法党人见之；二、于庚子保皇党人见之”；“戊戌之变，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庚子之变，庚子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57]因此，道德问题是关系到革命成败、民族兴亡的大事。革命要想成功，革命党人必须有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则来源于道德。怎样才能振奋国民的道德精神呢？章太炎认为，孔学和理学都无济于事，只有依靠宗教的力量。他说：“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58]他所说的宗教主要指佛教。他还用中国历史上和外国的事实论证佛教与世道兴衰的密切关系，指出：“昔我皇汉刘氏之衰，儒术堕废，民德日薄，赖佛教入而持世，民复挚醇，以启有唐之盛。讫宋世佛教转微，人心亦日苟偷，为外族并兼”；[59]“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其义理高远者，大抵本之佛乘”。[60]他大声疾呼：“我们今日要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