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另一大变化,是华夏族的形成。这一时期是华夏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西周以来的比较固定的民族分布格局、族群关系被打破。民族融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诸夏与少数族的争斗,史载“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72],一方面则是交流与融合,诸夏与少数族通婚的例子屡见不鲜。《国语·周语中》记载“王(周襄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虽然周襄王此举遭到大夫富辰的反对,但周襄王以狄女为后的做法,无疑说明诸夏与诸少数族的融合、交汇。又如晋文公在继位之前,逃亡至狄时,“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修、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73]廧咎如是狄之一支,重耳(即以后的晋文公)娶狄女,其随从之士,著名的赵衰亦娶狄女。晋由于地理原因之故,与狄接触甚多,在频繁的接触、交往中,在晋人的观念中,已没有富辰那样严格的“内外”观念。而重耳所娶的季隗,从其言辞中,可见受华夏文化影响甚深,表明华夏族与少数族融合达到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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